自1975年父亲去世后，丰一吟就全身心投入到父亲作品的整理、研究中，编纂父亲一生海量的画作，出版有关丰子恺谈论哲学、宗教、艺术、文学、音乐、教育的文集，创办丰子恺研究会，接待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学者、友人……37年来，她和亲人们一起整理了父亲4000多幅画作，出版了上千万字有关父亲的作品，积累了国内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有关丰子恺的资料。

如今，她是丰子恺7个儿女中唯一健在的。她渴望让父亲作品中的真善美，再次穿过时空的雾霭，照亮当下国人的心灵，提供一个别样的精神参照。

■他编的老教材受欢迎，是因为他很了解儿童的心理

1929年，丰一吟出生在浙江石门镇，排行老六。外公以“得一以宁”为意，给她取名叫“一宁”。后来丰一吟进学堂读书，名字被错写成“一吟”，从此就这样叫开了。

丰一吟常常自嘲：“人家都以为丰家是诗书礼仪之家，名字也起得如此风雅。其实我小时候很懒，不爱读书，能玩就玩，一整个童年几乎都是玩过来的，哪里有现在孩子这么辛苦？ ”

说起童年，丰一吟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在“缘缘堂”生活的那段岁月。

1932年年底，父亲丰子恺结束了12年漂泊的教书生活，回到石门老家，自己建房。

丰子恺认为，“只有住正直的房子，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”。他亲自动手设计、建造，一年之后，一座高大、轩敞、明爽、具有深沉朴素之美的中式建筑展现在世人眼前。丰子恺请恩师弘一法师为之命名“缘缘堂”。

丰一吟记得，父亲不仅建造了一座供全家人居住的房屋，更是创造了一个儿童乐园。

他在院里安装了秋千，院内还种上了缤纷的花草树木。一到夏天，哥哥姐姐们放假归来，“缘缘堂”就变得格外热闹。

“爸爸请人在院子里搭起架子，上面铺上一大片竹帘，院子就晒不到太阳了。我们一大群孩子在竹帘下玩耍，摘几张芭蕉叶子，铺在地上，往上面一躺，叶子凉爽爽的，透过竹帘的缝隙还能看到闪烁的蓝天。我们还剥莲蓬吃，抽出里面黄色的纤维，当做‘烟丝’，塞进中空的莲蓬茎里，抽起‘莲蓬烟’。 ”在这个暑气逼人的夏天，丰一吟依稀记起70多年前的趣事，意犹未尽。

在缘缘堂的日子，也是父亲创作的黄金时代。在丰一吟的印象中，父亲的画作里，儿童是永恒的主题，成为模特的，恰恰就是他们几个兄弟姐妹。

“你看，《爸爸不在家的时候》画的就是我大哥丰华瞻小时候，他趁爸爸不在家，爬上椅子胡乱涂鸦；《阿宝赤膊》里害羞的3岁小女孩，就是我的大姐丰陈宝；还有给四条腿的椅子穿鞋的阿宝，也是我大姐；这张是11岁的二姐林先专心看书的样子；还有姐弟3人扮演新娘、新郎官和媒人，那是我的宝姐、瞻哥，还有三姐丰宁欣……”丰一吟如数家珍一般讲述着每张画中的人物。

在丰一吟12岁那年，父亲给她画了一张像，一个齐耳短发的小姑娘正在写字，留白处题有陶渊明的一句诗，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，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”。这幅画今天被丰一吟的侄子珍藏。

丰子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我真心地疼爱孩子：他们笑了，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；他们哭了，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；他们吃东西，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，他们跌一跤，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跤更痛……”

“父亲就是如此真诚地爱我们、亲近我们，他才能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心理，从而发现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。 ”丰一吟说。

在丰子恺看来，在儿童的世界里，房子的屋顶可以拆去，以便看飞机；眠床里可以长出花草，飞出蝴蝶，以便游玩；凳子的脚可以穿上鞋子；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；亲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；天上的月亮可以让它下来……在孩子身上，充满了灵气，看不到成人的虚伪和丑恶。

“然而，这个充满想象力、迸发旺盛生命力的世界，往往不能被成年人理解。成人总是说他们淘气，禁止他们吵闹，很少设身处地为他们想，还要强迫儿童来适应自己的世界，接受成年人的思想标准和审美尺度。”丰一吟说，父亲曾经画过一幅《小大人》的画来讽刺成年人的这种想法：六七岁的男孩被大人穿上小长袍和小马褂，教他学大人走路，女孩则带到理发店去烫头发，涂脂抹粉。这些都是畸形的成长，违背了儿童自然的天性。

1935年，丰子恺和教育家叶圣陶为改革当时的小学教育课本，出版了一套《开明国语课本》，由叶圣陶编写内容，丰子恺书写并画插图。

丰一吟那时还小，她常听到姐姐们在学习这套课本。记得一次大姐念道：“爸爸在园里种菜。弟弟问，为什么不种花？爸爸说，要种的，先种菜，后种花。 ”看起来是说种花种菜的事，其实里面有个大道理，既要重视吃，又要懂得爱美，物质和精神，两者不可偏废。 “没想到今天这套民国老教材居然热门起来了，”丰一吟说，“正因为编书的人很了解小孩的心理，知道他们的脾气，画的都是孩子熟悉的东西，所以小孩都喜欢看”。

丰子恺说过，儿童要变为成人，好比由青虫变为蝴蝶。青虫的生活与蝴蝶的生活大不相同。成人们总想在青虫的身上装上翅膀教它同蝴蝶一同飞翔，而他要做一只敛住翅膀同青虫一起爬行的蝴蝶。

有了这样一位尊重儿童天性的父亲，丰一吟和兄弟姐妹们在无拘无束之中长大。

丰一吟说，她从小就不喜欢画画，爸爸也没有让她接班，家里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是搞艺术的。“爸爸的教育方式是，从来不硬要我们学什么，让孩子自己选择人生道路。 ”而对于自己很着迷的京剧，父亲倒是尽力给她创造学习和欣赏的机会。 “他知道我喜欢京剧，就为我买来旧唱片听，还专程带我拜访梅兰芳先生。到了现在，逸夫舞台一有好戏，我就会马上去订票。 ”丰一吟说着神采飞扬起来。

■无论怎样，总是保持风雅和高尚的生活气度

在缘缘堂只住了五年，却被父亲称作“华屋”时代。但平静快乐的日子很快被抗战的烽火打破。 1937年11月，战火烧到了家乡，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逃向西南内陆。从家乡出发，经过浙江桐庐，江西萍乡，湖南长沙，广西桂林、宜山、思恩，再到贵州都匀、遵义，最后到达重庆，一逃就是8年。

“逃难的艰辛，是我们小孩子难以理解的。父亲的胡须逃出来时是全黑的，到了萍乡就已白了三分。 ”丰一吟回忆那段艰难岁月无不感慨。

为这次逃难，父亲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艺术的逃难》，意思是，依靠他的艺术声望，在逃难路上一家人得了不少方便。

“有一次我们买不到火车票，就直接爬上火车。遇到查票罚款，父亲给了列车长一张名片，他一看，哎呀，是丰子恺，不但没有罚钱，还告诉父亲有两个学生在此地可以帮忙。 ”

“还有一次，父亲在路上写的对联被一个加油站站长认出来，我们正愁没车，他恰好有车，结果他放弃了让家属先走，反而送我们先走……”

后来，丰子恺携家带口到达了遵义，暂时远离日寇骚扰，生活稳定了下来。

艺术家的生活，即便是在逃难中，也不失风雅和高尚的生活气度。

“在遵义的日子，父亲依然没有忘记给我们上课，他教我们背诵《古文观止》、古诗词，还阅读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作品《爱的教育》。”丰一吟说，那时候她把《滕王阁序》背得滚瓜烂熟，很多年后还不会忘记。

每周六晚上，丰子恺都要召开一次家庭学习会。每次买5元的糕点果品给孩子们吃，他一边吃一边讲故事。这会定名为“五元会”。在石门话里，“五元”和“和谐”读音近似，所以又叫“和谐会”。后来物价涨了，他就买10元的东西，学习会就改名为“慈贤会”。（注：石门话里，“十元”与“慈贤”音近似）

不久，抗战胜利，丰子恺又携家眷踏上返乡之路。 “返乡之路甚至比逃难更苦”，丰一吟说，“当时，我们没钱也没权，买不到机票和轮船票，只能坐火车绕大圈走陇海线，到了徐州再换火车到上海。那时候火车开得非常慢，一个卖小吃的人，跳上一节车厢卖完了东西，再跳下来，还来得及爬上另外一节车厢。 ”

1945年，丰子恺一家人终于回到了上海。第一件事就是返乡凭吊缘缘堂。这座凝聚父亲心血的建筑，早已在1937年毁于日寇的炮火。

■善良与纯真，是守护世道人心的根本底线

《护生画集》是丰子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。

“抗战时期，父亲曾与好友曹聚仁因为《护生画集》展开争论。论战的重点，就是在抗战时期，还要不要护生、慈悲？”丰一吟说，如果理解了父亲的“护生”之旨，就能明白曹聚仁对父亲的误会。

1927年，丰子恺皈依弘一法师之后，开始与法师合作第一集《护生画集》。丰子恺作画，法师写诗。

1929年，在法师50岁生日时，丰子恺出版了第一集《护生画集》，为恩师祝寿。到了1940年，他又出版了《护生画续集》，祝恩师60寿辰。

之后，弘一法师来信嘱托丰子恺，在他70岁的时候，做第三集；到了80岁，做第四集，以此延续下去，到他100岁时，做到第六集。然而，抗战期间，丰子恺从遵义逃往重庆的路上，就听到了法师以63岁圆寂的消息。在法师去世之后，丰子恺仍坚守约定，每隔10年结集出版一本《护生画集》，即使在惊涛骇浪的十年浩劫中，也没有放弃此事。《护生画集》从1929年出版第一集，到1979年出版第6集，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没有间断，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有的人认为，护生，是佛教的事，而佛教往往使人联想到迷信。丰子恺觉得这些人很狭隘。他在《劳者自歌·则勿毁之己》一文中说道：“《护生画集》之旨，是劝人爱惜生命，戒除残杀，由此而长养仁爱，鼓吹和平。惜生是手段，养生是目的。护生，就是护自己的心。 ”

“父亲觉得，如果一个顽童一脚踩死了数百只蚂蚁而毫无愧疚，这一点点的残忍心如果扩大开去，将来就会变成侵略者，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。所以护生的行为，并不是仅仅保护动植物，实则是为人生。 ”

丰一吟说到自己小时候，有一次随便踩蚂蚁，被父亲看见，父亲连忙劝阻说：“蚂蚁也有家，也有爸爸妈妈在等它回家，你踩死了它，它的爸妈就要哭了。 ”以后，每逢蚂蚁搬家，丰一吟非但不伤害它们，还把一些小凳子放在蚂蚁经过的路上，劝过路人绕道行走。长大之后，她才知道这是“护生”。

然而，在战火纷飞、生灵涂炭的战争时期，面对侵略者的暴行，再说护生、仁爱，还有必要吗？

1938年春，丰子恺一到汉口，有人告诉他，曹聚仁说，你的《护生画集》可以烧掉了。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，而你却主张护生、慈悲，那岂不变成了不抵抗？丰子恺听了很反感，觉得曹聚仁没有明白护生之旨与抗战之意的关系。“父亲认为，提倡护生，并不意味着不抵抗。恰恰相反，正因为爱同胞、爱家国，才更要奋起抵抗。他说，我们抗战，是为人道、为正义、为和平而战，所以我们是以杀止杀，以仁克暴。 ”

护生在当时的意义又在哪里？

正如丰子恺在1938年的《一饭之恩》中所言：“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，才可制胜病菌，挽回生命……然这种药只能暂用，不可常服。等到病菌已杀，病体渐渐复元的时候，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，方可完全恢复健康。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和平、幸福、博爱、护生为旨的‘艺术’。 ”

丰一吟认为，父亲不是解决一时的问题，他考虑的是更为本源的问题。“他告诉人们，无论外在的世界如何纷扰暗淡，人的内心都可以保留一抹亮色。他的仁爱与悲悯，善良与纯真，是守护世道人心的根本底线。这正是对战火过后，一个常态社会需要什么样身心的公民更为深入的思考。 ”

■对人生境界的比喻，就像“三层楼”

上海，陕西南路39弄93号，日月楼。这里是丰子恺的旧居，如今日月楼的二三层，除周一、周二之外，都免费向公众开放。 1954年以后直到1975年去世，丰子恺一直居住在此。

沿木楼梯拾级而上，每一层台阶上都铺着地毯，积满了时光的灰尘。二楼正中间带阳台的房间，就是当年丰子恺的卧室兼书房。阳台三面有窗，头顶还有一扇天窗，每天可见日月轮转，斗转星移。 “当年父亲看到此景，脱口而出‘日月楼中日月长’，小楼就起名为‘日月楼’。 ”丰一吟回忆说。

书桌上的笔墨纸砚摆放依旧。丰一吟说，“就在这张书桌上，53岁的父亲从头学习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俄文，还边学边译，带我一起翻译出了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、柯罗连科的《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》一至四卷，计一百余万字。从1961年8月至1965年10月，父亲还译出了日本古典文学巨著《源氏物语》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翻译成了父亲建国后的主业。 ”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丰子恺也不能幸免于这场浩劫。那些流淌真善美的画作，被攻击为“毒草”。丰一吟第一次看到白发苍苍的父亲委屈地流泪。 “在这之后，父亲似乎横下了一条心，冷眼旁观，泰然处之。无论多么无情的批斗，都不再触动他的心灵。 ”

“你难以相信，他在1970年悄悄译出了日本古典文学《落洼物语》和《竹取物语》。 1972年译成日本古典小说《伊势物语》。父亲似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从1971年到1973年间的凌晨时分，他偷偷写下了《缘缘堂续笔》的33篇作品，甚至《护生画第六集》的百幅图都是在1973年极秘密的状态下创作的。 ”

1967年11月底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是丰子恺幼子丰新枚的新婚之夜。“我们全家人都等着父亲回来吃团圆饭，他却被揪到离家很远的虹口区去开批斗会，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冒雨而归。一进门，他气喘吁吁喊着‘我来迟了’，还笑嘻嘻地将揣在怀里且陪着他批斗的一对小镜子分送给新人，并即席赋诗一首：‘月黑灯弥皎，风狂草自香’。他用诗句勉励这对新人，不要被眼前的月黑风狂挫伤锐气，眼光要放远一点，光明总有一天会到来。 ”丰一吟感慨地说。

“父亲对人生境界的比喻，就像三层楼。一层是物质生活，二层是精神生活，三层是灵魂生活。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，就住第一层，能把生活过好，锦衣玉食就满足了。其次，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，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，或者久居在里头，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。这样的人，即所谓的‘知识分子’、‘艺术家’。还有一种人，对二层楼还不满足，就再走楼梯，爬上第三层楼，走向灵魂生活，这就是宗教了。”丰一吟常常回味这几句话，正因为父亲已经爬到了第二层,心中还望着第三层，他才能将一切苦难化作云烟，在浩劫中屹立不倒，永葆一颗澄明温暖的赤子之心。

说到自己，丰一吟笑了，“我算是超越了第一层，只能爬到第二层。不过，有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父亲，他留下博大的精神财富，日日催促着我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妪认真勤勉，不敢浪费人生的每一秒。 ”

日月楼的最后一层是阁楼。记者没料到，留言墙上贴满了五彩的小纸片，写满来访者的感想，仿佛一道彩虹让这不大的空间充满温暖的色调。

有学子，有旅人，有爱好者，有研究者，有青年，有老人，有妇孺……寥寥数语，洋溢着对大师人格的景仰与热爱。有人说，这里是隐藏在都市中的世外桃源。有人说，读先生的文字，看先生的画作，无不清新淳朴，这个时代多么需要。有人说，慢下来，去掉浮躁，在这儿让灵魂洗涤。有人说，我们会像您一样，时常微笑……

今天，我们为什么还在谈论丰子恺？也许，在这里，已经找到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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