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动者万飞：从警30年，专职反家暴

中国2.7亿个家庭，24.7%存在家庭暴力，平均每7.4秒就有一位女性受到丈夫殴打。每年有15.7万妇女自杀，其中60%因为家庭暴力导致。这是来自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。

在大多数国家遭受暴力的女性中，仅有不到40%的人曾寻求帮助，报警的不到10%。在中国，受害者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报警。这是来自联合国的调查数据。

作为湖北省监利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，从警30年来，万飞接触了大量家暴警情，他发现家暴的核心问题是受害者求助难。作为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（简称蓝天下）的发起人，万飞的微信里每天都会收到家暴受害者的求助。发起反家暴项目“万家无暴”这四年多，离家暴受害者越近，万飞发现自己身上的担子越重。

万飞接受凤凰网公益《行动者》专访

为了解决家暴求助难，“万家无暴”探索出“妇联+公安+社会组织+X”的联动机制，也成了万飞50岁后努力要做成的事。

反家暴的社会支持系统

作为反家暴的介入策略，多部门联动的合作机制得到社会组织广泛认可，但公权力部门的认知与动力弱，是制约这一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主要障碍。

由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编著的《2018反家暴社会组织现状和需求报告》显示，就参与调查的反家暴社会组织与当地各机构和组织的合作程度，合作最为紧密的是社工机构，其次是媒体，再次是公益领域的法律服务机构，妇联排在第4位，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排在第5位，人民法院、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和公安分别排在最后的三位。

在万飞看来，2016年《反家庭暴力法》颁布后，给了公权力足够清晰的法律依据。社会组织联动公权力部门，是解决家暴求助难的“命门”。

因此，“万家无暴”探索出“妇联+公安+社会组织+X”的联动机制，妇联出资购买服务、负责与政府机关沟通协调；公安机关及时分享警情，及时出警并依法处置，提供家暴伤情鉴定；社会组织收集信息，回访，提供心理疏导、法律援助等服务；X可以是法院、民政局等部门工作的工作人员，比如民政局为家暴受害人提供庇护等。

“这构成了一个有效的反家暴社会支持系统。”万飞说。

2018年6月，监利县警方接到一起家暴报案，一名受害女性要跳楼。万飞接警方消息赶来时，发现女子独自坐在楼顶平台的边缘，单腿悬空。她不让警察和亲人靠近，哭诉着要求法院今天直接判决离婚。

万飞看到了转机，“我是一名社工，专门做反家暴的，我能帮助你。”他立刻联系了蓝天下的志愿者、监利县法院法官杨忠来到现场进行危机心理干预。与此同时，法院的执行警车也来到了楼下；同一时间，县妇联权益部的副主席罗雳也在楼下时刻关注着动向。女子的情绪逐渐稳定，最终被消防员安全救了下来。

30分钟后，容城派出所就将有加害人签名的《家庭暴力告诫书》送达给当事人。监利县法院启动特别程序，2小时内下发了同意当事人夫妻离婚的《民事调解书》。

这起跳楼事件以家暴受害女性成功离婚收尾。参与救助的联动部门涵盖公安、法院、妇联、公益组织以及消防等。当时大楼出口处聚集了不少举着手机的围观群众，万飞拿外套挡住了当事人的脸避免二次伤害。

“如果没有有效的干预，这或许就变成真跳了。”万飞说。

增加家暴的“成本”

做家暴干预这些年，万飞意识到，“夫妻离婚了，还是会有家暴问题！”

2018年下半年，万飞遇到一对因家暴离婚4年的夫妻。离婚后，男方不肯搬出女方的居所，两个人还有同居关系，女方并没有因为离婚而摆脱家暴问题。

“过去婚内的那种固有模式会继续循环，所以家暴是终止不了的。”万飞解释说，离婚在很多时候被受害人自认为是对施暴者的一种惩罚方式。特别是女性受害者，在心理上对前夫有强烈的依赖感。

万飞认为，想彻底摆脱家暴，就要彻底切断和施暴者的连接，但自杀绝对不是一个通路。

家暴有高致死性——受害者要么直接被打死，要么反杀，要么自杀。

2018年11月，一起家暴受害者自杀的案例让万飞印象深刻，这位受害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法医去做遗体检查，发现她身上有多处软组织受伤。事后侦查人员调查走访得知，丈夫经常打她，可她从来不说，不仅没有报警，对自己的家人也不说。

“她最终受不了了，丢下两个孩子，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解决家暴问题。“万飞说，做家暴干预最怕受害者死要面子，认为面子重于生命。

面对生不如死的家暴受害者，万飞经常会问，“为什么不报警？”

“报警了，我还怎么做人呢？”听到太多这样的回答，万飞感到很着急。

在“万家无暴”收集到的1300多个案例中，首次家暴求助的仅2%。这意味着，更多的受害者不愿意向外求助，或者找不到哪里可以求助。

有些女性碍于面子，只向自己的父母倾诉，得到的回应可能是“忍一下吧，男人过了多少岁就没事了”。万飞说，实际上家暴受害者从这种话里是得不到力量的，“家暴受害者要向外求助，尤其是向公权力部门求助，报警最快。”

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区别，大多数女性家暴受害者会患上“受虐妇女综合症”，当痛苦超过了临界点，自身的防御机制进入两个方向，一个是自杀；另一个是反杀，也就是以暴制暴。

万飞碰到过一个50来岁的家暴受害者，经常被老公施暴。一次遭捆绑事件后，她从心里确认老公是想让她死的。“她的内心彻底没了安全感，充满强烈的恐惧。”

当她再次被家暴后，她拿剪刀对老公的腿捅了几下，但双方没有报警。有天晚上，她起夜上厕所回来，一直盯着熟睡丈夫的脖子看，一种冲动让她突然想去厨房拿刀砍死这个男人。

“她的恐惧感上升了，自救的方法开始变严重了。与其被弄死，不如先下手，把施暴者杀掉。”万飞说，新闻报道中经常看到家暴型灭门案。蓝天下回访过的受害人，超过8%的人承认在被打时有自杀或杀死对方的冲动。

“家暴泛滥的很大一个原因，就是零成本。家暴常被看做是家务事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 实际上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接到家暴警情，派出所必须及时出警，调查取证，依法处置。如果身边有人遭遇家暴，尽量报警。”万飞说，这样一个不经意的选择，可能救命。

万飞还曾服务过一对因家暴走到离婚边缘的夫妻。妻子遭家暴报了警，因怕影响丈夫升迁感到很后悔。万飞告诉她，一个人的恶习形成以后，不是靠自觉性能够改变的。在警察的干预下，施暴者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，一定要让民警下《家庭暴力告诫书》，这份盖了章的告诫书，即是家庭暴力的证据，可做心理告诫，也可留作法院审判时的依据。

万飞还向这位女性传递了夫妻相处的沟通秘诀，学会“非暴力沟通”，通过自身的改变促进施暴者的改变。后来，万飞收到了这位受害人的反馈，她的丈夫在签完《家庭暴力告诫书》后有了很大改变，不再对妻子进行家暴，夫妻关系也和睦了。

在“万家无暴”的推动下，监利县公安局出台了处置家暴警情规范，《家庭暴力告诫书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法律文书。万飞说，警察出警时带上空白的《家庭暴力告诫书》，如确认有家暴行为，即可当场填写出具，前后花不了15分钟。

《家庭暴力告诫书》带来的震慑作用能够有效抑制家暴警情反复。以前口头处置时，复发率超过10%，而拘留的复发率为0，告诫的复发率约1%，家暴的减少直接减轻了出警量。万飞说，要让警察们意识到，家暴警情的规范化处置不会增加麻烦。

2016年3月1日，随着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的颁布实施，万飞所在的监利县公安局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工作室；2016年6月，率先发布了《办理家暴案件工作规范》，对加害人刑事拘留了15人、行政拘留了25人、出具《家庭暴力告诫书》300余份。

在监利，家暴不再是零成本。

从警界跨入公益界

2014年，成为万飞人生的重要分界点。时年47岁的他不再安于现状，从埋头苦干的工作中猛然抬头，“跨越工作的边界，我还能做点什么？”

那一年，连续发生的女大学生受害案触动了万飞，他想为保护女性安全做点事情。通过法治大宣讲活动，万飞第一次有机会接触社会工作，在县妇联的引导下，他开始关注妇女儿童维权工作，随后成立“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”，2015年在民政局正式注册。

蓝天下的办公地点设在监利县公安局大楼内的一间会议室。万飞每天早晨六点左右就到达办公室，用上班前那段清晨的时间专心处理蓝天下的工作。蓝天下成立之初的愿景是想给监利县的妇女儿童撑起一片蓝天。但是，妇女和儿童的权益范围很大，万飞和团队也不知道从何做起。

2015年3月，接二连三接到的家暴求助让万飞找准了方向，蓝天下和县妇联共同发起反家暴项目“万家无暴”。

“万家无暴”项目介绍

没想到第一次接手的家暴求助就把万飞难住了。受害女性当时26岁，认识一周和男友闪婚，办完酒席7天遭到家暴，女方要求离婚。但万飞发现，小两口并没有去民政局登记结婚，“没有登记，这婚怎么离呢？”

让万飞感到棘手的还有项目发起之初，有朋友问他：“家暴是家务事，你凭什么管？管得了吗？”这让万飞意识到，解决家暴问题必须依法进行。

1989年，万飞从华东政法学院犯罪学系（今华东政法大学）毕业，加入湖北省监利县公安局工作，成为中国公安机关首批基层法制民警，长期从事执法工作，规则的意识已经融入血脉，这也坚定了他依法反家暴的决心。

“我爱琢磨，发现一个问题后，会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，然后一个个去试。当发现这些方案有效以后，我的快乐之源就打开了。”万飞对解决社会问题乐在其中，走上了为家暴受害者、留守儿童、孤儿等受助群体脱离困境的社工之路。

“社会工作是新兴学科，哪怕自费，全国各地只要有相关培训就去学习。”49岁时，万飞考取了社会工作师证和心理咨询师证。

万飞不断学习，源自父母的教诲——读书、种田，不忘本。1967年10月，他出生在湖北农村，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因为赶上了好的历史机遇，能有机会上学读书。父母教育他“与人为善”，这在万飞心底播下了善的种子，萌发出乐观的人生态度。

“我一直认为没有扛不过的坎，所有的困难我都没有把它当困难看。”2016年，万飞加入湖北省妇联的“公益木兰”创投平台，当时完全不了解如何写公益项目书，就一个个打电话向老师询问应该如何写，弄明白大框架后靠自己摸索完成项目书的写作。虽然第一份公益项目书得分并不高，但“万家无暴”的联动创意打动了评委，对家暴受害者提供援助的必要性引起了关注。

通过“公益木兰”的支持，“万家无暴”项目快速成长，入选中国好公益平台优质立品，被湖北省妇联定制，作为示范项目在全省推广，迈出了规模化的步伐。“万家无暴”还荣获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18公益盛典“年度十大公益项目”，万飞感叹：“每登高一步，总发现前路更远。”

如今，万飞从一个不会写公益项目书的门外汉，逐步成长为懂得连接各方资源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跨界公益人。他推崇“技术公益、有效公益”，用智慧和行动为受助者带来改变。

万飞给自己和团队提了很高的要求，“有没有专业服务能力，这非常关键。终身学习是蓝天下的价值观之一。”

为反家暴破局

“万家无暴”的联动模式得到了监利县公安局党委和县妇联的支持，开创了全国首个“家暴预警系统”。万飞坦言：“预警系统要搞家暴信息共享，公安机关把家暴警情分享给我们，这是给了社会组织充分的支持和信任。社会组织进入警察课堂开展反家暴工作培训，也体现了公安机关的开放态度。”

通过家暴预警系统，2018年“万家无暴”收集到监利县、潜江市746起家暴信息。

万飞说，蓝天下直接服务监利县、潜江市家暴受害人。只要发现有家暴，两条服务渠道会同时开展工作，接到报警的公安民警及时出警、收集证据，依法处置；“万家无暴”的心理咨询师季碧梅、赵红、夏晓燕也会及时电话回访受害人，对受害人提供咨询指导，并进行心理、需求、安全评估，按需提供服务。

蓝天下在慈展会的展区

蓝天下的反家暴服务涵盖心理疏导、咨询指导、法律援助、免费鉴定、庇护以及对加害者的心理干预等。在万飞接触过的家暴当事人，除了夫妻，还有老人和儿童，也有同居关系的男女朋友和性少数人群。其中，万飞认为老人、孩子被家暴比较难处理，老人被成年子女家暴后，通常选择不报警或者要求警方不处置施暴者；而针对孩子的家暴，未成年人求助意识较弱，从未想过报警或求助，施暴的家长通常认为自己打孩子没错。

在家暴环境里长大的孩子，容易向施暴者认同。他们认同施暴者的力量感，并相信，这种力量可以帮他们改变“受虐”的命运。“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家暴的成因之一是习得行为，这种暴力会在代际间传递。”

孩子不该在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里成长。万飞提到，《反家庭暴力法》中初步构建了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，可以为受害儿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。

公权力介入家暴问题，会不会好心办坏事，导致家庭破裂？

2019年3月3日，蓝天下志愿者团队来到监利县拘留所。几天前，一名男子因家庭暴力被行政拘留8日，这是监利县公安局自2015年以来行政拘留的第25名家庭暴力加害人。每拘留一个人，蓝天下都会来做心理干预，调整施暴者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，防止他诉诸极端行为。

“我们原来担心公权力介入会不会破坏家庭关系，会不会把施暴者拘留了，他回去变本加厉造成更严重的家暴或者闹僵了离婚，现在看来都不会。”万飞说。

经过4年多的发展，“万家无暴“项目已服务1200多案例，修复了数百个家庭受损的关系，挽救了4名自杀者，服务过的家庭中没有发生1起自杀或以暴制暴的恶性案事件。

万飞感恩蓝天下“万家无暴“项目的每一位支持者，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家人。他忙于工作和公益，周末很少能陪伴家人。妻子对他说：“你去干吧，我认同你做这个事儿。”万飞出差，女儿会帮他订好票。这种默契也在不断传递，从家人到工作伙伴，从受助者到陌生人。

在湖北省妇联资助下，“万家无暴”项目已在湖北9地实施。2019年，万飞希望“万家无暴”能够走出湖北，让更多人关注家暴问题，共同参与反家暴。

好消息不断传来，爱心企业家黄术坤愿意在每个省资助2个“万家无暴”项目落地。湖南郴州市苏仙区大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与蓝天下签署合作协议，“万家无暴”项目出省落地即将实现。

“每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，其前提就是被看见。”万飞说，家暴不仅仅是家务事，更是法律事务。法律是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，它有时候很冰冷，但在家暴处置上，法律是有温度的，能挽回一个个破碎的家。（文/马明月，图片/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）